《人口经济学》| 如何应对低生育与老龄化?

文 | 清和  智本社社长

“大学之道,知识之美”,欢迎来到智本社硬课堂,与清和社长一起开启一门新的课程——《人口经济学》。

2010年前后,很多人还在大谈“人口红利”,如今“人口红利”逐渐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刘易斯拐点,适龄劳动力人数下降,人口老龄化加速,很多人又建议延迟退休,缓解社保压力。

再往前的八九十年代,计划生育轰轰烈烈,一人超生,整个家族遭受牵连。那时的宣传是,人口多,负担重,少生孩子多种树。如今,生育率持续下滑,对经济增长、人口繁衍构成挑战,经济学家建议全面放开生育。

我们先来看几个数据,2017年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只有1.63,低于美国,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。2018年,国内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1.94%,青少年占比下降至16.86%。

为什么中国的人口数量的演变总是像过山车一样?最重要的还是人口政策造成的。

中国人口发展可以简单概括为四个阶段:

1949年到1954年,当时社会安定,政府鼓励生育,限制节育和人流,人口增加迅速,出生率维持在30‰。这是第一波婴儿潮。

之后中国开始实施有限的节育政策,在1962年后又开始鼓励生育。从1962年到1975年,这是第二波婴儿潮,年均出生人口在2200多万。第二波婴儿潮规模很大,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人口红利。

改革开放后,开始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,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,到2002年出生率已经降至12.86‰。

2014年后单独二孩、全面二孩开放,出生人口短暂上升。但到了2018年,出生率又下降至10.94‰的历史低位,出生人口也跌至1523万。2018年中国人口总量仅比2017年增加530万,增量人口创1962年以来新低。

从伦理的角度来看,人天然不是经济要素,不是经济增长的工具,不应该将人口视为“红利”,作为经济增长的手段。

从经济学角度来看,人的生育选择是一种市场行为。生育多少个孩子,什么时候生育,如何养育,父母都会根据预期收入、生活压力、育儿效用、年龄等作为成本与收益的考量。

自从避孕套发明以来,人类便掌握了生育的自主选择权,可以自由选择生育的数量与时间。如此,生育变成了一种市场行为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里说生育是一种市场行为,与上面所讲的人天然不是经济要素并不矛盾。这里讨论的是生育选择依据成本收益来考虑。

当然,很多人会说,生育不是理性的,生育受传统观念、夫妻感情等因素影响。有些人认为,生育必须由政府控制。否者,有些重男轻女的人会生很多孩子,为了生男孩持续生育。

比如,潮汕地区有偏好生男孩的传统,潮汕人家庭的育儿数量普遍偏多。但是,即便如此,我们也没有看到潮汕家庭因多生孩子比其它地区更贫穷。

其实,即便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,人的生育行为也主要受市场支配。传统生育男丁的观念怎么来的?主要是受男权社会、人口繁衍及养儿防老的影响。养儿防老是为了解决养老问题,如果政府的社保体系健全,养老公共用品充足,养儿防老的需求就大大下降了。这其实是一个经济问题。

比如,现在房价高,育儿成本高,即使已经放开二孩,很多人也选择不生育二孩,或选择推迟生育。

所以,人口政策,其实是在干预市场,扭曲人的生育选择。不管是限制性政策还是鼓励性政策,都可能导致人口失衡,人口增速不平滑,造成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。

所以,这门课程《人口经济学》主要从市场的角度分析人口问题。首先我们看看中国人口的基本盘,看看人口问题有多严重,将对经济社会造成什么影响,是如何造成的。

第二讲、第三讲,我们聚焦于日本、德国,通过这两个低生育、老龄化的国家,分析人口与经济增长、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。

第四讲,我们会深入分析老龄化问题、生育问题。从短期来看,经济增长,财富增加,出生率会上升。但是从长期来看,经济持续增长,人口生育率会持续下降。

在欧美国家,不管经济学家如何强调人口的重要性,政府如何鼓励生育,生育率还是在持续下滑。这是为什么?反观,经济越落后的国家,生育率反而更高,这是为什么?老龄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,还是阻碍经济增长的原因呢?

最后一讲,我们讨论中国该如何突破低生育与老龄化陷阱?中国人口问题的关键是生育率下降、老龄化加速,还是未富先老、人力资本低下?

好的,请进入《人口经济学》的第一讲《01 | 中国人口问题有多严重?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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